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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实社会高度复杂，在确立关联类型时，应承认类型边界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8]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宪法第3条第4款的适用对象存在一些理论分歧。[32]本文所设想的非常任检察官制度与人们通常所了解的美国非常任检察官（Special Prosecutor）或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制度并不相同。

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可将宪法规范分为内容设定性规范和边界控制性规范两种不同类型。[27]有学者认为，尽管老少边穷地区的司法考试资格要求一度有所放宽，但是在特定司法辖区履行职务的持有司法考试资格C证的检察官，是国家基于特定需要采取变通做法而产生的，不等于各地可以自行确定不同地区检察官任职的法律资格，这种看法是成立的。可参见程雪阳:《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的合宪性制度通道》，《法律科学》2021年第4期，第136-137页。[7]张翔综合凯尔森等人的理论，认为宪法对立法的内容发挥内容形成和越界控制两个层面的基本功能。对管辖不明确的案件，可以由有关人民检察院协商确定管辖。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的界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组织和职权，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因此在落实《宪法》所设定的一重监督，一重领导体制时，该法侧重于解决人民检察院如何设置，上下级检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内部的组织体系如何建设以及赋予检察院哪些职权等问题。[11]而我国《宪法》第136条则规定，检察权的行使机关是检察院而非检察官。进入专题：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权力边界 权力监督 。

由此可见，关于代议机关（或代表机关）适合做什么，是有些客观规律可循的。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9页。[40] 参见秦前红、王宇欢：《有限授权与有效监督——试论英国特别委员会的监督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39]作为内设于议会的专司监督政府职能的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其法定的正式权力其实非常有限，主要是获取信息、任命专家顾问和发布（包含建议的）报告，并且任何一项权力都不构成对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但实际上却发挥了政治预警系统的作用，影响力不可低估。

[31] 参见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历史解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54] 有关微缩型代表的概念，参见彭：《代表制：基础理论与英国故事》，载《北大法律评论》2016年第1辑。

[60] 《立法法》在2000年通过时，这一规定位于第14条，仅1款，内容上与2015年修订之后的第16条第1款保持一致。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与此不同，20年后通过的《立法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可以在大会闭会时先行向常委会提出、并作审议，而后在大会开会时再列入议程予以审议。参见张瑞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载《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3期。

[58] 秦前红教授曾指出，从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角度解决全国人大代表规模庞大、议事不灵、成本过高的问题，要么虚化其职能，要么延长其会期、甚至改造为一个常设机构，但这些思路在我国国情和制度背景下都不可行。[12]第一，全国人大不是排他性地接受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16]但实际上，《宪法》第3条主要是处理若干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如何产生以及彼此间形成何种关系，正因如此，马岭教授主张，作为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一种组织原则，而不是活动原则。这是我国权力监督原则的特点。

因此可以认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应当可包括一些起到监督作用的具体权力，从而与其特定地位以及宪法总纲部分的原则性规定形成呼应。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9款第3句规定，国会不得通过褫夺公民权利的法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宪定机关的权力都有边界，并且，这是基于实定宪法的、可探知的、可执行的边界，因此，如上文所述，通过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规范上的透视、反思及一定程度的建构，可以对《宪法》第62条第16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可以厘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边界。

这些权力及其具体行使方式，应当符合监督的本义——获知信息、诉诸公论、形成压力，应当符合作为普遍宪政原理的分权原则或分工原则，不取代、不取消被监督者，也不破坏被监督者的法定职权的完整性、独立性。他将此称为迫于现实的要求。[23] 这一术语本身则最早由列宁提出、并在第三国际创建时的章程中成为正式概念。[41] 韩大元教授提出，人大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界限包括一般界限——集体性、谦抑性、原则性——与特别界限——限于合法性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本文认为，宪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尽管在会议议程一如既往的紧凑、实质审议付之阙如的现状下，诸如听取、审议并通过工作报告的权力在外观上显得被动、逼仄、略显仪式化，但本文认为，仪式的力量决不应被低估。[20]刘松山教授也指出，民主集中制适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与适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下各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是大有区别的。

最高这一术语描述了某种相对优越性，但不是全能性无限性。[24] 参见刘松山：《党内民主集中制在人民民主中的运用》，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

参见肖蔚云：《关于新中国的制宪权》，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1期。[50]就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与界分来看，如今宪法实践对宪法文本的偏离已经有目共睹，这引发了一些争论和反思。

换言之，全国人大享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规范语句暗示了一种授权标准，即，某一项具体的权力如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范围，则可以被全国人大行使。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原理性的陈述，均可提供一种否定式的标准，用以解读《宪法》第62条第16项：其一，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是接受主权者初始授权的系列机关之一，因此，它没有垄断主权者的全部授权，进而，其不能主张宪制框架内的全部权力，更不能主张无限权力。[62] 另一种理解方式是，《立法法》是由全国人大所制定，2015年的重大修订也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决定来完成，因此，可视为全国人大认可了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在立法程序上的分工或分权，或者说全国人大自愿出让了部分立法权。[64] 根据韩大元教授的研究，囿于大会的局限，其立法权被部分转让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止是1970年代末或1982年《宪法》以来的情形，早在1955年、1959年，就分别有两次部分立法权的授予。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困境是八二宪制之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无可避免的命运。基于各级人大的这种产生方式，蔡定剑教授曾进一步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源是自下而上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

他指出，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委会便于开展活动，这样就达到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目的。事实上，即便以上述标准观察宪法上一系列文义明确的授权条款在实践中的实现形式，也会发现大致与此原理吻合。

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二、所谓最高：规范含义的限定与澄清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个概念因冠有最高这个前缀词，所以暗示了某种首要性、优越性或至上性。

但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不是联合王国的议会，1982年《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英宪。本文需要探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属性、范围以及由此具备的宪法地位，以便回答最高是否为法律上之无限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阐明，在不同国家机构之相互关系的意义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否给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如果宪法条文对特定机构作出了明确授权，那么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可视作宪法实施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是制度建设落后于规范要求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相对于全国人大具有的崇高宪法地位，其极为短暂的会期更显珍贵，这无疑凸显了更大政治象征价值——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几乎成为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年度秀场，与人大会议议程相关的议题以及有关国家机关、政府官员无不如赶考一般地积极面对，他们不愿也不敢错失这一赢得政治绩点的机会。

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

[2] 21世纪初（尤其2003年）以来，国内理论界关于制宪权理论的讨论渐次兴起，使得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作重新认识有了可能，而这些问题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之初或及至20世纪80年代，都被忽视或遮蔽了。[43]国家机关的这种职能安排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匹配性，是一种源于事务之本质属性、固有规律或客观界限的要求，在更深层次上是对基于意志论的立法者万能主义的否定。

如今我们已能够理解，戴雪想强调的是，具有法之属性的规则和具有惯例之属性的规则共同构成英宪（英国宪制），因此，回答何为英宪的问题，是一个描述性的任务，即先对议会主权等原则予以描述、归纳、承认，而后将这些原则在整体上定义为宪法。以立法权为例，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仅能在大会闭会期间对此类法律进行不抵触基本原则的补充和修改。